《大公报》是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之一，它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即所谓“新记”大公报时期。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人让它成为了当时中国新闻业的翘楚。如果说“大公报”这三个字无法在中国现代史中抹去的话，那么胡政之的名字就应该随着“大公报”一起，传诸后世。

我被胡政之的才情与风骨所打动，他代表了一段历史，一个时代。

留日期间的胡政之主攻的是政法。但他终身从事的是新闻工作。在新闻事业领域内，他显示出了超常的才华。新闻工作的方方面面，包括编辑、采访、评论、摄影、电讯、广告、发行、经营、管理等，他都拿得起来，都干得十分出色当行。堪称是新闻业内文武昆乱不挡样样应付裕如的多面手。

《大公报》的开创三巨头中只有张季鸾是以文章名世的，但如果没有胡政之的经营管理，《大公报》的成功是无法想像的。他和张季鸾等一起走出了一条百年报业的“新路径”，创造了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个高峰，一个至今难以跨越的高峰。老大公报人陈纪滢说，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的，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外国报界对于胡霖的大名是以报界巨子看待”，他见识广博，洞明世事，一生有为有守，在动荡的乱世中始终保持着开明的态度和冷静的头脑。 胡政之没有虚枉此誉。

他主持《大公报》期间，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1917年，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反对张勋复辟，胡政之以记者身份独家采访；二是1919年，他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举行的巴黎和会，这也是中国记者第一次采访重大的国际事件，使他成为"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也是他终生津津乐道、引以自豪的一件事。

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巴黎和会结束后，他游历各国，等他回国时，《大公报》已经奄奄一息。他没有回到天津，而是在北京与林白水合办了《新社会日报》，后又主持了国闻通讯社，创办了《国闻周报》。胡政之独立支撑着国闻社和周报这两个新闻机构，并开设广告部寻求经济独立，这为日后《大公报》的新局面埋下了伏笔。

十年间，胡政之鞠躬尽瘁，“从未旁骛”，抵制住了各种高官厚禄的诱惑，牺牲了个人的享受，同人说他“犹如一机器人，自早至晚工作13个小时，全身心投入报馆事业中”。自26年接办到36年移师上海，大公报由一家濒于倒闭的地方报，发展成全国性大报，如此成就，纵然是全体同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他们的老板胡政之身先士卒、呕心沥血，尤其功不可没！

胡政之对新闻事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做事干脆果断，不拖泥带水、有敏锐的观察力，从不放弃对当道者的批评。

1949年江山易主的前夜，他在上海黯然谢世。学者傅国涌称之为“一个时代终结的象征”。学者谢泳指出，在《大公报》同人心中，胡先生的离去是一种不祥之兆，在风雨飘摇之际，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关系或许有一些暗示。 在一定的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胡政之的离去，意味着这份“中国最好的报纸”开始谢幕，在随后的岁月里，《大公报》这个名字仍在，但我们还是要说，《大公报》已经死了。胡政之身上的那种报人风采，也已不可追。

如果说，胡政之是一个在近代新闻战线上披荆斩棘的执着开拓者，难得的新闻全才；那么，从抗战爆发前又来到上海，创办大公报上海馆，到最后结束生命于上海，这十三年的岁月，我们看到的则是一名历经磨练，更加成熟的报业家，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同时，也是一名为国家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为世界和平呼喊、效力的社会活动家。

胡政之，他见证了一份报纸的辉煌时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全盛。

他代表着一份报纸，一个时代。

14新闻采编与制作 秦薇